近日在读一本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书，该书是199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哲学的现代性理论及其论争”的最终成果。该课题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嘉明教授负责，与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几位哲学博士和教授一起合作完成的，该书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西方哲学中有关现代性问题的专著。刚看了一点，觉得有所收获。下文是从书中摘录的一部分。

现代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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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内涵是什么？哈贝马斯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现代性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与贡献，是个人自由。福柯则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

　　按照辐柯的这种解释，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因此它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宗教、政治哲学密切相关。

　　现代性态度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科学、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相伴随的，是对宗教的猛烈批判，这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或者用韦伯的话说，是一个“世界的怯魅”过程，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庞大、博爱等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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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表现为世俗化的、“怯魅”的过程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性的复归，重新肯定对人世间的爱情、幸福等的追求，重新肯定世俗的生活。继而，与高扬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潮相联系，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有一神论向自然神论、乃至向无神论的转变，有虔诚的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韦伯曾经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的“怯魅”过程。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产生与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对宗教的批判导致神秘的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

　　伴随着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而产生的，是对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诸种权利价值的肯定，对社会与国家的组织原则与形式的重新厘定，例如洛克、孟德斯鸠等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原则；康德的作为人的社会成员的自由原则，作为臣民之间的平等原则；黑格尔的“自由”作为公民的每个共同体成员的独立原则，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结构设计等等。

　　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看，上述宗教图景瓦解以及制度设计的结果，使现代性表现为三个分离。一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二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三是经济（非功利主义）道德的分离。第一个分离的结果是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等挣脱了教会的控制。第二个分离的结果是经济被视为独立于政治的领域，它应当享有自己的自主权，如同黑格尔也认为的那样，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第三个分离的结果是实利主义经济观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在西方，这种世俗化的结果表现为两个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在哲学领域，虽然罗蒂将海德格尔、杜威、后期维特根斯坦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但这一思潮之进入哲学的主流，主要是在1979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的出版之后。在这本书中，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也就是说，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将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元叙事”之上的规范模式提出了挑战。按照利奥塔的观点，知识的规则乃至社会的规范，其合法性应当出自维特根斯坦哲学意义的“语言游戏”，出自游戏者们之间的约定，而不应当出自某种专断的话语霸权。利奥塔的这些思想是继海德格尔、呵多诺等对启蒙哲学的同一逻辑、辩证法，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统治、人的存在意义的丧失等现象进行批判之后，进一步将现代性的批判引向深入，即引向有关知识的法则与社会规范的合法性问题，试图确立一种与现代性不同的后现代的知识与社会的游戏规则。

　　归结起来，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乃至整个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这一批判及其所引起的论争（如哈贝马斯的辩驳），集中反映了当前作为西方主流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问题。

　　第一，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西方的现代性是有启蒙精神培植起来的。但是，这一以“理性”为旗帜，本来意在使世界清醒、用知识代替神话的思想运动，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导致的却是新的神话。它以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造成了操纵、压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的结果。它宣扬的“主体性”突出的是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先验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导致的是对自然的掠夺。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意义上的“主体”只是一种虚构。因为有如利奥塔所说的，“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岛”，人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处于特定政治体制与文化教育环境中的，所以人并非是能动的构造者，而是被建构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具有反讽刺意味的是，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存在的意义却被忘却，人实际上沦为技术的附庸。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否定掉这种主体性概念，就会使有关人类干预、规划、操纵、控制社会与自然的所谓“合理性”的企图得到消解。人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系统中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一员，人应当关注自己切实的生存命运，重视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理性”概念，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是以忽视乃至贬斥、压制人的非理性、情感和意志为代价的 。虽然这方面的批判早已在一些不同流派的哲学家行当中进行，不过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其他批判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从知识社会的角度将这种压制与“权利”联系起来，认为这种“理性”概念成了权力的工具，它不但成为在认识与行为上排斥甚或压制非理性的借口，而且成为有权力者用来压制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文化与种族的借口。福柯指出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性和集权性。他列举了近代法国疯人院里“有理性者”对疯癫病人、理智失常者、乃至贫民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关押处置的事实。利奥塔也指出理性与权力是一个东西。虽然人们可以用预知或辩证法来装扮前者，但它伴随而来的却是监狱和禁止，对选择程序与公共利益的压制与限制。而在德里达看来，理性是与一种压迫性的、集权性的生活方式和种族中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同一的。

　　第二，对“元叙事”，即现代性的“合法性”的批判。合法性问题是构成社会典章制度的根据的根本性问题。任何社会，不论古今，如果要维持其制度与秩序，就需要制定法律与执行法律，虽然这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通过议会、或以独裁的方式、或纯粹依靠传统）。而法律的制定是需要凭借一定的道德伦理思想的，因为不法的行为属于“恶”的行为，但要区别、认定善恶，同样也需要根据，也就是说，善与恶的区分，其合法性来自何方？在西方文明的童年时期，它依靠的是神话；宗教出现之后，依靠的是宗教信念（而在古代中国，程朱理学将合法性的根据看作是来自于“天”，即“天理”，而陆王心学则看作是来自于“心”）；在启蒙时期，依靠的则是理性。康德论证理性在知识与道德领域的先天立法的功能，以及这些立法产生的先天规则。黑格尔则以理性的“辩证法”话语，叙说了从思维、社会、到文化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规律。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论说，以及其他哲学关于“人类解放”的论说，被利奥塔作为“元叙事”的典型加以批判。

　　在利奥塔那里，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的说是指具有合法化的功能叙事。他把元叙事看作是现代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启蒙制造出一些作为真理的话语，它们作为形而上学的理念，被用来引导现代性事业，并赋予现代性的思想、制度与行为以合法性。因此，元叙事在现代性那里，是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利奥塔对元叙事批判的目的是指出，随着大叙事本身发生信任危机并走向衰落，现代性也产生了合法化丧失的问题，并从而导致整个现代性事业的毁灭。他认为，合法性的丧失主要表现为这两个方面：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面看，它不但并没有给人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者更多的公平分配的财富，相反，她加重了人们对科学的发展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以及社会能否保持稳定的忧虑。此外就衡量它是否“成功”的标准而言，技术科学本身也无法提供这样的标准，因此它实际上加快了合法性丧失的过程。二是从欧洲所经历的政治现实看，利奥塔认为构成1792年之后欧洲现代历史的“合法性”根据的，是“民族”的理念。在这段历史中，不同的民族不仅用争论、而且用战争来确立他们各自的民族理念。他尤以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为典型，把“奥斯威辛”（德国法西斯在二战中设立的集中营）作为这种毁灭民族罪恶的代名词，认为它不但代表着现代的合法性的丧失，甚至代表着现代性本身的“毁灭”与“清算”。……………

　　第三，对西方传统思维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真理观进行了批判。…………

　　此外，福柯从“权力”的角度来解释真理概念的做法，为理解真理提供了一个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新视角。他认为把真理和权力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存在关于某个绝对的、无差错的真理的实在可能性。利奥塔也认为，真理“取消了”他人的观点，这意味着一种话语的霸权。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指出了这种霸权的结果，即真理主张替有权力者辩护，使弱者感到自己是有错误的。真理因此成了政治压迫的工具。这些说法点明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知识、真理等概念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应概念不同的性质。它们是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与政治等因素左右的，而自然科学的知识相对来说具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性质。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主要还集中在对普遍性、总体性概念以及本质主义的批判上。…………这种追求普遍性、总体性与本质的哲学在西方导致的结果是，在理论方面，它预设一种思维必需与之相符的本质，一种终极的本源，而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之加以表象、再现。这就产生了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本质与表象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现实方面，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以人类全体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并把它标示为普遍性的真理。然而社会若以单一目标为指归，就会导致对异端的压制与摧残，所以启蒙现代性发展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其理想目标，反而产生了20世纪不同类型的极权主义的“总体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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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是试图解决启蒙以来寻找替代宗教作为社会整合源泉的问题。启蒙对宗教的猛烈批判，否定了它作为整合社会的价值来源，并试图以“理性”来取而代之。而早在1856年，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已对启蒙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宗教批判做出理论上的反思。他指出，18世纪哲学的深刻的“非宗教性”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与政治相关的，包括关于人权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革新的观点，例如人类生而平等，废除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上，统一规章制度等等。……另一部分的信念则是“与教会为敌的”，即对教士、教会等级、教会机构、教义等的批判与攻击，以及甚至想摧毁宗教的思想。托克维尔对此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托克维尔进而指出“……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有许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托克维尔虽然与后现代主义无涉，但他这方面的分析体现着启蒙运动后对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反思。

　　对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他们对宗教作用的看法表现着这么一种变化倾向。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仍然保留着某些启蒙思想的痕迹，试图寻找某种宗教的替代物，例如尼采与海德格尔，就希望以酒神精神或艺术来取代宗教。后来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则肯定宗教的社会作用，认为现代思想的一个根本失误在于它对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估计不足。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生活的意义，并且总是力图通过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终极本质保持一致来寻找这种意义。因此宗教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其重要作用，它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社会只有重建精神崇拜，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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